每月專欄
2025-12-10
李全順 : 2025 - 12月全球經濟趨勢追蹤與預測 -【工黨預算隱性加稅兩百億虛胖 英國低增高債懸劍實癥難醫】
工黨預算隱性加稅兩百億虛胖 英國低增高債懸劍實癥難醫
英國工黨政府於2025年10月26日公佈的秋季財政預算案，在當前經濟增長乏力、通膨回落趨緩、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長期高懸的背景下，呈現出一種極其謹慎甚至可以說是“保守”的姿態。這份預算案以“穩定預期”為核心主線，刻意避開直接提高個人所得稅、增值稅或企業所得稅等主要稅率，而是通過延長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凍結期限、提高博彩業稅率、收緊非居民稅收優惠與遺產稅漏洞等結構性調整，預計為政府創造約220億英鎊的財政“緩衝空間”。這種“隱性加稅”而非“顯性加稅”的路徑，既反映了工黨政府對選民稅負敏感度的深刻忌憚，也暴露了其在財政規則、社會公平與政治穩定三者之間尋找平衡的艱難處境。從宏觀政策史的角度看，這是一次典型的“英國式妥協”：既不想重蹈2022年特拉斯“迷你預算”引發市場崩盤的覆轍，又無法真正推出大刀闊斧的結構性改革，只能通過邊際調整來延緩危機的顯性化。
此次預算中最具爭議也最具影響力的措施，莫過於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凍結期限再度延長。按英國稅制慣例，免稅額度本應隨通膨同步上調，但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歷屆政府已多次採取凍結策略。此次工黨政府將凍結期限延長至2028-2029財年，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測算顯示，此舉每年可為財政貢獻約80億英鎊收入。表面上看，稅率表未作任何改動，基本稅率仍為20%、高等稅率仍為40%，但隨著名義工資增長，更多中產階級將被拖入更高稅階，這種“財政拖拽”（fiscal drag）效應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伊恩·貝格稱為“最典型的隱性加稅”。在最低工資2024年上漲近10%、雇主國民保險繳費比例同步上升的背景下，這一措施實際上進一步壓縮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輿觀調查公司最新民調顯示，63%的英國民眾認為當前稅負已“偏高”或“非常高”，42%的人仍天真地相信財政問題可以在不增加普通家庭稅負的情況下解決。這一認知落差，恰恰是工黨政府敢於採取“隱性加稅”策略的政治基礎，但也為其長期執政埋下了民意隱患。
企業層面對這份預算的反應相對平靜，卻並不意味著樂觀。利物浦約翰·摩爾大學講師史蒂夫·諾蘭一針見血地指出，工黨政府顯然吸取了前任保守黨在2023-2024年連續上調雇主國民保險的教訓，此次刻意避免同時對企業用工成本進行多重打擊，因此市場未出現明顯恐慌。然而，“不惡化”絕不等同於“改善”。英國商會2025年第三季度調查顯示，25%的企業已縮減投資計畫，企業投資意願仍停留在2022年低位；21%的企業預期未來收入下降。英格蘭與威爾士10月企業破產數達2029家，同比上升17%，這是疫情以來最快的連續上升態勢。中小企業作為英國就業的最大載體，正面臨最低工資上漲、雇主國民保險上升、能源成本高企與需求疲弱的多重擠壓。工黨政府雖然在預算中沒有再追加直接稅負，但也未推出實質性的投資抵扣、研發稅收抵免擴大或能源補貼延長等積極措施，企業經營環境只能用“勉強維持”來形容。這一被諾蘭稱為“降溫式調整”的預算，實際上是對現實無奈的妥協：政府既不敢大規模減稅刺激企業，又無力通過支出削減來真正改善財政結構。
英國公共財政的長期病灶，在這份預算中暴露無遺。截至2025年10月，英國公共部門淨債務規模已逼近2.9兆英鎊，債務/GDP比率穩定在98%左右，每年僅利息支出就超過1000億英鎊，相當於國防與教育支出之和。財政大臣蕾切爾·裡夫斯在預算演說中多次強調要為“未來的財政大臣減輕債務負擔”，但220億英鎊的“緩衝空間”在如此龐大的債務存量面前不過是杯水車薪。更令人憂慮的是，這220億英鎊很大程度上依賴對通膨按預期回落的樂觀假設。曼徹斯特大學教授伊恩·斯科特直言，能源價格、地緣政治風險、服務業工資黏性都可能對通膨構成新的上行壓力，一旦通膨在2026年再度反彈，財政空間將被迅速吞噬，甚至可能重現特拉斯時代的市場動盪。事實上，2025年10月CPI已反彈至3.6%，遠高於英國央行2%的目標，這一數據本身已為預算的脆弱性敲響警鐘。
就業市場的持續走弱，進一步加劇了預算執行的不確定性。2025年9月與10月，英國就業人數連續兩個月下降，合計減少超過20萬人，這是自2020年疫情高峰以來最劇烈的連續下滑。第三季度實際工資同比增長僅0.5%，遠低於通膨水平，居民實際購買力不升反降。在這種背景下，通過“財政拖拽”增加的稅收，實際上相當於從已經緊縮的家庭預算中抽血，消費需求的進一步疲弱幾乎可以預見。而消費佔英國GDP的比重超過60%，一旦居民支出持續低迷，經濟增長將更加依賴本已脆弱的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後者又受制於財政規則的嚴格約束，形成典型的“總需求不足陷阱。
英國經濟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便陷入了一種“低增長、高債務、微調式治理”的怪圈。保守黨執政的十四年間，雖然多次宣稱要“修復屋頂”，但實際上只是不斷通過延長起征點凍結、提高保險繳費等隱性方式填補缺口，真正的稅制改革與公共支出結構重塑始終雷聲大雨點小。工黨政府此次延續了同樣的路徑，甚至可以說是對保守黨政策的“溫和版複製”。這種跨黨派的政策連續性，表面上是政治穩健的體現，實則是對結構性改革的集體逃避：沒有人願意承擔全面提高增值稅、改革養老金稅收優惠或大幅削減福利支出的政治成本，結果只能讓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當前英國債務利息支出已超過國防預算，這種“借新債還舊債、利息吃掉增長”的模式，與1990年代初的義大利和當前的日本有驚人相似之處。
工黨政府在預算中刻意強調的“社會公平”敘事，也因實際措施的有限性而大打折扣。提高博彩業稅率、收緊非居民房產稅收優惠、取消部分遺產稅漏洞等措施，雖然在政治正確地打擊了“富人”與“投機者”，但對整體稅收貢獻微乎其微。與此同時，對最底層20%人口的實質支持，主要依靠延續保守黨時代的能源補貼與生活成本補助，並未推出新的結構性再分配政策。中產階級則成為隱性加稅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既享受不到低收入補貼，又無法利用高端稅務籌畫，這種“中間階層擠壓”現象正在英國社會醞釀新的不滿。民調顯示，雖然工黨在2024年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但其支持率在2025年已回落至35%左右，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選民發現“換了政府沒換藥方”。
宏觀環境的複雜性，為這份預算增添了更多變數。英國央行雖然成功避免了2023-2024年的衰退，但增長高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金融與專業服務，製造業與建築業持續低迷。2025年第三季度GDP環比增速僅0.1%，年化不到0.5%，遠低於潛在增長率。英國央行在11月將基準利率維持在4.75%，並明確表示在通膨壓力完全消退前不會大幅降息，這意味著企業與家庭的融資成本仍將保持高位。房地產市場因高按揭利率而持續低迷，建築業PMI連續數月低於榮枯線。這種“高利率、低增長、隱性高稅負”的組合，正在將英國經濟推向典型的“日本化”軌道：增長長期低於1%，債務持續攀升，政策空間不斷被擠壓。
從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來看，工黨政府的選擇同樣令人擔憂。財政大臣裡夫斯多次重申將嚴格遵守“財政規則”，即日常支出需由稅收覆蓋、投資支出可在三年內實現債務/GDP下降。但220億英鎊的“緩衝空間”在每年超過1000億英鎊的利息支出面前顯得微不足道。一旦2026年通膨反彈或增長低於預期，政府要麼違反自身規則，要麼被迫進一步隱性加稅，兩者都將損害市場信心。更為關鍵的是，英國央行獨立性在近年的政治壓力下已有所削弱，若工黨政府在2026年面臨中期選舉壓力，不排除通過任命鴿派行長或施壓降息的方式尋求短期刺激，這將重演1990年代初的錯誤。
國際比較視野下，英國當前的困境並非孤例，但其嚴重程度卻高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與歐元區2025年預計1.5%的增長、美國3.9%的強勁表現相比，英國的低增長更顯刺眼。與日本不同的是，英國仍有貨幣主權與獨立央行，但與日本相同的是，兩國都面臨高債務與老齡化帶來的長期增長約束。工黨政府此次預算最致命的問題，在於其既沒有日本式的超寬鬆貨幣配合，也沒有歐洲大陸式的財政轉移聯盟支撐，只能孤立無援地在高債務懸劍下進行微調，這種“孤島式財政政策”註定難以真正扭轉頹勢。
2025年英國秋季預算案是一份典型的“過渡性”而非“轉折性”文件。它成功避免了特拉斯式的市場崩盤，卻也失去了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歷史性窗口。220億英鎊的“緩衝空間”与其說是政策勝利，不如說是對現實的無奈妥協。在增長乏力、通膨頑固、就業走弱、債務高懸的多重約束下，工黨政府選擇了最保守的路徑：不讓情況立即惡化，但也無法讓情況真正好轉。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治理，或許能在短期內維持政治穩定，卻正在將英國經濟推向更危險的長期停滯。未來兩年，若通膨未能如預期回落、企業投資持續低迷、居民消費進一步萎縮，則政府將面臨兩難：要麼打破財政規則大規模刺激，要麼接受經濟衰退的事實。無論哪種結局，都將為英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蒙上一層更深的陰影。
.jpg)
(撰稿人: CSIA/ CFP/中國廣西財經學院會審學院資評系副教授 李全順)
英國工黨政府於2025年10月26日公佈的秋季財政預算案，在當前經濟增長乏力、通膨回落趨緩、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長期高懸的背景下，呈現出一種極其謹慎甚至可以說是“保守”的姿態。這份預算案以“穩定預期”為核心主線，刻意避開直接提高個人所得稅、增值稅或企業所得稅等主要稅率，而是通過延長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凍結期限、提高博彩業稅率、收緊非居民稅收優惠與遺產稅漏洞等結構性調整，預計為政府創造約220億英鎊的財政“緩衝空間”。這種“隱性加稅”而非“顯性加稅”的路徑，既反映了工黨政府對選民稅負敏感度的深刻忌憚，也暴露了其在財政規則、社會公平與政治穩定三者之間尋找平衡的艱難處境。從宏觀政策史的角度看，這是一次典型的“英國式妥協”：既不想重蹈2022年特拉斯“迷你預算”引發市場崩盤的覆轍，又無法真正推出大刀闊斧的結構性改革，只能通過邊際調整來延緩危機的顯性化。
此次預算中最具爭議也最具影響力的措施，莫過於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凍結期限再度延長。按英國稅制慣例，免稅額度本應隨通膨同步上調，但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歷屆政府已多次採取凍結策略。此次工黨政府將凍結期限延長至2028-2029財年，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測算顯示，此舉每年可為財政貢獻約80億英鎊收入。表面上看，稅率表未作任何改動，基本稅率仍為20%、高等稅率仍為40%，但隨著名義工資增長，更多中產階級將被拖入更高稅階，這種“財政拖拽”（fiscal drag）效應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伊恩·貝格稱為“最典型的隱性加稅”。在最低工資2024年上漲近10%、雇主國民保險繳費比例同步上升的背景下，這一措施實際上進一步壓縮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輿觀調查公司最新民調顯示，63%的英國民眾認為當前稅負已“偏高”或“非常高”，42%的人仍天真地相信財政問題可以在不增加普通家庭稅負的情況下解決。這一認知落差，恰恰是工黨政府敢於採取“隱性加稅”策略的政治基礎，但也為其長期執政埋下了民意隱患。
企業層面對這份預算的反應相對平靜，卻並不意味著樂觀。利物浦約翰·摩爾大學講師史蒂夫·諾蘭一針見血地指出，工黨政府顯然吸取了前任保守黨在2023-2024年連續上調雇主國民保險的教訓，此次刻意避免同時對企業用工成本進行多重打擊，因此市場未出現明顯恐慌。然而，“不惡化”絕不等同於“改善”。英國商會2025年第三季度調查顯示，25%的企業已縮減投資計畫，企業投資意願仍停留在2022年低位；21%的企業預期未來收入下降。英格蘭與威爾士10月企業破產數達2029家，同比上升17%，這是疫情以來最快的連續上升態勢。中小企業作為英國就業的最大載體，正面臨最低工資上漲、雇主國民保險上升、能源成本高企與需求疲弱的多重擠壓。工黨政府雖然在預算中沒有再追加直接稅負，但也未推出實質性的投資抵扣、研發稅收抵免擴大或能源補貼延長等積極措施，企業經營環境只能用“勉強維持”來形容。這一被諾蘭稱為“降溫式調整”的預算，實際上是對現實無奈的妥協：政府既不敢大規模減稅刺激企業，又無力通過支出削減來真正改善財政結構。
英國公共財政的長期病灶，在這份預算中暴露無遺。截至2025年10月，英國公共部門淨債務規模已逼近2.9兆英鎊，債務/GDP比率穩定在98%左右，每年僅利息支出就超過1000億英鎊，相當於國防與教育支出之和。財政大臣蕾切爾·裡夫斯在預算演說中多次強調要為“未來的財政大臣減輕債務負擔”，但220億英鎊的“緩衝空間”在如此龐大的債務存量面前不過是杯水車薪。更令人憂慮的是，這220億英鎊很大程度上依賴對通膨按預期回落的樂觀假設。曼徹斯特大學教授伊恩·斯科特直言，能源價格、地緣政治風險、服務業工資黏性都可能對通膨構成新的上行壓力，一旦通膨在2026年再度反彈，財政空間將被迅速吞噬，甚至可能重現特拉斯時代的市場動盪。事實上，2025年10月CPI已反彈至3.6%，遠高於英國央行2%的目標，這一數據本身已為預算的脆弱性敲響警鐘。
就業市場的持續走弱，進一步加劇了預算執行的不確定性。2025年9月與10月，英國就業人數連續兩個月下降，合計減少超過20萬人，這是自2020年疫情高峰以來最劇烈的連續下滑。第三季度實際工資同比增長僅0.5%，遠低於通膨水平，居民實際購買力不升反降。在這種背景下，通過“財政拖拽”增加的稅收，實際上相當於從已經緊縮的家庭預算中抽血，消費需求的進一步疲弱幾乎可以預見。而消費佔英國GDP的比重超過60%，一旦居民支出持續低迷，經濟增長將更加依賴本已脆弱的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後者又受制於財政規則的嚴格約束，形成典型的“總需求不足陷阱。
英國經濟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便陷入了一種“低增長、高債務、微調式治理”的怪圈。保守黨執政的十四年間，雖然多次宣稱要“修復屋頂”，但實際上只是不斷通過延長起征點凍結、提高保險繳費等隱性方式填補缺口，真正的稅制改革與公共支出結構重塑始終雷聲大雨點小。工黨政府此次延續了同樣的路徑，甚至可以說是對保守黨政策的“溫和版複製”。這種跨黨派的政策連續性，表面上是政治穩健的體現，實則是對結構性改革的集體逃避：沒有人願意承擔全面提高增值稅、改革養老金稅收優惠或大幅削減福利支出的政治成本，結果只能讓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當前英國債務利息支出已超過國防預算，這種“借新債還舊債、利息吃掉增長”的模式，與1990年代初的義大利和當前的日本有驚人相似之處。
工黨政府在預算中刻意強調的“社會公平”敘事，也因實際措施的有限性而大打折扣。提高博彩業稅率、收緊非居民房產稅收優惠、取消部分遺產稅漏洞等措施，雖然在政治正確地打擊了“富人”與“投機者”，但對整體稅收貢獻微乎其微。與此同時，對最底層20%人口的實質支持，主要依靠延續保守黨時代的能源補貼與生活成本補助，並未推出新的結構性再分配政策。中產階級則成為隱性加稅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既享受不到低收入補貼，又無法利用高端稅務籌畫，這種“中間階層擠壓”現象正在英國社會醞釀新的不滿。民調顯示，雖然工黨在2024年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但其支持率在2025年已回落至35%左右，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選民發現“換了政府沒換藥方”。
宏觀環境的複雜性，為這份預算增添了更多變數。英國央行雖然成功避免了2023-2024年的衰退，但增長高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金融與專業服務，製造業與建築業持續低迷。2025年第三季度GDP環比增速僅0.1%，年化不到0.5%，遠低於潛在增長率。英國央行在11月將基準利率維持在4.75%，並明確表示在通膨壓力完全消退前不會大幅降息，這意味著企業與家庭的融資成本仍將保持高位。房地產市場因高按揭利率而持續低迷，建築業PMI連續數月低於榮枯線。這種“高利率、低增長、隱性高稅負”的組合，正在將英國經濟推向典型的“日本化”軌道：增長長期低於1%，債務持續攀升，政策空間不斷被擠壓。
從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來看，工黨政府的選擇同樣令人擔憂。財政大臣裡夫斯多次重申將嚴格遵守“財政規則”，即日常支出需由稅收覆蓋、投資支出可在三年內實現債務/GDP下降。但220億英鎊的“緩衝空間”在每年超過1000億英鎊的利息支出面前顯得微不足道。一旦2026年通膨反彈或增長低於預期，政府要麼違反自身規則，要麼被迫進一步隱性加稅，兩者都將損害市場信心。更為關鍵的是，英國央行獨立性在近年的政治壓力下已有所削弱，若工黨政府在2026年面臨中期選舉壓力，不排除通過任命鴿派行長或施壓降息的方式尋求短期刺激，這將重演1990年代初的錯誤。
國際比較視野下，英國當前的困境並非孤例，但其嚴重程度卻高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與歐元區2025年預計1.5%的增長、美國3.9%的強勁表現相比，英國的低增長更顯刺眼。與日本不同的是，英國仍有貨幣主權與獨立央行，但與日本相同的是，兩國都面臨高債務與老齡化帶來的長期增長約束。工黨政府此次預算最致命的問題，在於其既沒有日本式的超寬鬆貨幣配合，也沒有歐洲大陸式的財政轉移聯盟支撐，只能孤立無援地在高債務懸劍下進行微調，這種“孤島式財政政策”註定難以真正扭轉頹勢。
2025年英國秋季預算案是一份典型的“過渡性”而非“轉折性”文件。它成功避免了特拉斯式的市場崩盤，卻也失去了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歷史性窗口。220億英鎊的“緩衝空間”与其說是政策勝利，不如說是對現實的無奈妥協。在增長乏力、通膨頑固、就業走弱、債務高懸的多重約束下，工黨政府選擇了最保守的路徑：不讓情況立即惡化，但也無法讓情況真正好轉。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治理，或許能在短期內維持政治穩定，卻正在將英國經濟推向更危險的長期停滯。未來兩年，若通膨未能如預期回落、企業投資持續低迷、居民消費進一步萎縮，則政府將面臨兩難：要麼打破財政規則大規模刺激，要麼接受經濟衰退的事實。無論哪種結局，都將為英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蒙上一層更深的陰影。
(撰稿人: CSIA/ CFP/中國廣西財經學院會審學院資評系副教授 李全順)
